电 话:400-368-276
联系人:李建科
网址:www.bjkyzysw.com
邮 箱:564252356@qq.com
地 址:广东省中山市风暴娱乐体育新闻资讯社
首页万向注册平台博彩是利用人性弱点牟取暴利的手段,它本身跟公益无关,利用它来为公益服务,设立博彩公益金,需要进行制度与政策设计。
要发必须经过国务院的批准,最近十几年来,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都提了发行环保、西部,但都没批。有既得利益的问题,福彩、体彩已经把江山打下来了,不愿新的进来。批也很难,要到总理级别。
在中国内地,非法,但1987年诞生了福彩,1994年诞生了体彩。国际上,是博彩业的重要组成部分,但与一般而言的有分野。 2006年,澳门超过拉斯维加斯,成为世界第一赌城。香港也有赌马、赌球等。博彩确有诸多弊端,但人类的赌性又难以完全避免。对博彩采取堵的办法,使很多 地下赌场泛滥,一些人或去境外参赌,造成了很多问题。能否化堵为疏,在一定程度上化博彩中的恶为公益之善?
究竟怎么理解博彩?如何搭建博彩与公益之间的制度化桥梁?中国内地的体彩跟福彩运行已有二十多年,效果如何?巨额公益金在多大程度上被有效使 用?制度需要做哪些重大改革?2014年5月24日,在澳门举办的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之“博彩与慈善”论坛上,来自两岸四地的多位专家,对此议题分享了 诸多经验和研究成果。中国内地的行业跟台港澳等地的博彩业有基本区别,但其中涉及的监管、发行、销售及慈善运作等部分,或可供内地读者参考。
王菲(北京市政府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):长期以来,受宗教、道德、法律观念的影响,被视为人性恶习予以否定。世界博彩业的历史不过200 年,近三十年尤其近年,博彩业井喷式发展,有学者称为“爆炸”。不具备道德正能量的博彩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将博彩和承载着美德盛名的慈善放在 一起研究,让人纠结。其实,博彩合法化的主要价值理由,就立基于公益慈善。
杨团(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):博彩是利用人性弱点牟取暴利的手段,它本身跟公益无关,利用它来为公益服务,设立博彩公益金,是一 种社会政策思想。将这个思想化为制度,需要进行政策设计。不同地域、不同国家之所以允许博彩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,都因看到了博彩的收益可被用于公益服 务,至于如何以政策和制度设计手段对博彩加以控制和利用,要因国情而定。
刘代洋(台湾彩券与博彩研究中心主任):是人的天性,政府如果不发行,走向地下,没人知道问题多严重。针对,全世界政府都介入,希望把社会成本压到最低,让公益效用发挥到最大。两个机制弄好,才会良性循环。
王菲:目前世界博彩的几种形式中,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。全球的销售范围非常广泛,目前欧洲占优势,亚洲和中东地区排名第二。在所有类型中,乐透型和即开型是内地的主要类型,假如把福彩和体彩放在一起,中国财政部现在正发行全球规模最大的。
内地发行二十几年,一直到2009年才有《管理条例》,之后才有《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,2012年才有《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》。2009年后,中国内地发行非常迅猛,远超GDP增速。
曾忠禄(澳门理工学院博彩研究中心教授):2012年,全球博彩收入达到4560亿美元,包括、赛马、日本的弹珠机等,没包括互联网。2008-2012年,年均增长5.8%,2010-2012年增长到8%。
全球博彩产业的构成分几大块:31%、赌场26%、体育博彩15%、其他28%。如把印第安人的划入,赌场收入占32%,其次才是、体育博彩和其他。
从全球博彩收入的地区分布来看,2012年比重最大的是亚太地区,占49%,其次是美洲29%,欧洲21%,中东和非洲占1%。这49%里,中国内地的和澳门赌场大概占52%,澳门的博彩收入又比内地的收入略高。
2013年,澳门的博彩收入达到451亿美元,美国只占390亿美元,排第三的是印第安赌场收入,占28亿美元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仅占65亿美元,澳门目前的收入是拉斯维加斯的7倍,是澳大利亚的12倍。
澳门有6家博彩公司,2013年的收入情况是:澳博112亿美元、银河82亿、金沙79亿,其他更少些。
到2018年,澳门的赌桌数量大概会增加80%,博彩收入可能翻一番。全球的博彩收入将从2012年的4560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6923亿美元。
冯家超(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所长):关于博彩潜在市场,有个可以计算的方法,大概是国民收入1%-2%。
苏国京(亚洲责任博彩联盟主席):目前中国的发行、管理、销售模式为1+2+N。最高的监管机构是财政部。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是中国的管理机构,中国福彩中心和中国体彩中心是的发行机构,所有省一级的中心都是的销售单位。
王菲:中国的监管发行还存在诸多问题。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负责发行、销售和监督,同时又有市场经营权,如果发行销售和购买等领域出现违法行为,上述部门又有处罚权。
问题一,仍依赖行政政策,而不是法律。这形成了中国业非常特殊的局面,很难突破。2009年的《管理条例》原则性的内容比较明确,但落 实时执行力较差。怎么办?我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出台《法》,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和复杂的利益关系,不用更高位阶的法律规范,很危险。打击相关犯罪的法律应 跟上。
问题二,发行管理中,市场化程度较差。目前是两大寡头的市场,各有销售网络,主要靠行政力量。归根到底是一种商品,应靠市场调节。现状难变,主要和部门利益相关,如发行费和公益金分配等。怎么打破这些部门利益?
问题三,发行成本高,发行费闲置与滥用并存。2013年的发行额3093亿,发行费达到474亿,销售机构的管理费用达到200多亿。数字非常惊人!如果是单纯商业运作,数字应该有大幅缩减。
刘代洋:台湾没机构专门负责福彩或体彩,福彩是“财政部”第四组有一两个人在兼办。很多工作是找学者做,民间的社会福利机构申请的计划,我们审查。这种运作不健全。
学者一般认为,一个行业充分竞争,对社会产生的效益最大,可我们很小心。好多年前,我们就研究到底台湾的要不要开放竞争,研究结果是不能,市场太小,没有规模经济。我还曾建议把台湾的公益彩券和福利结合,可负责的两个部门不沟通。
杨团:发行的问题有两个。一、规模问题,是不是规模越大越好?老百姓想买多少都努力满足,就像澳门现在这样?二、成本问题。内地的发行成本是15%。但的成本算下来只有1%-3%。成本降低,一可给彩民更多奖金,二可多积累公益金。
陈海平:(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)其他问题包括,销售主体只有销量目标,几乎无需承担任何社会责任;18岁以下不许购买的限制 形同虚设;投注站远离学校一定距离的规定没全部落实;公益金用途缺乏明文规定;公益金使用缺乏外部审计,公开透明不够;公益金收入没有“问题彩民”救 助专项
刘代洋:英国要求发行机构必须遵循一个大原则,不能刺激民众购买欲望。另外是盈余的利用。老百姓买,因为他认为没中奖也是做了公益。公益效果凸显,发行才良性循环。
王菲:内地公益金的使用和政策也要检讨。博彩业公益金的筹集,赌场肯定靠税收,对公益金,每个国家方法不一,法国是统一预算,中国内地是混合式,一部分是专项公益金,一部分列支在财政里。
目前,法规和规章对公益金的提取和分配比例做了些规定。2005年后,返奖比例不低于50%,公益金比例不低于35%,发行费比例不超过15%。中央部门的比例里,60%补充进了社保基金,专项公益金的比重是30%,分给民政部和体育部门5%。
问题是,目前公益金的提取比例是否严格依法?我的调查结果是,一部分福彩提取了公益金的35%,但现在足彩和一些即开型的其实才提取28%。
若博彩失去公益性,沦为政府或其他组织的牟利工具,就失去了合法存在的理由。
苏国京:每种类型的公益金提取比例不一样,乐透型公益金35%,即开型只有20%,视频型20%,竞猜型只有18%。公益金的法理 依据是财政部的规定:上缴中央财政的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、体育事业、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专项公益事业。
宋宗合(民政部《社会福利》编辑部总编助理):福彩最初的宗旨是用于扶老、助残、救孤、济困、赈灾,现在把赈灾去掉了;体彩主要用于体育事业,后来也拓展到社会福利和慈善领域。
1987-2013年福彩销售总量9642亿元,筹集公益金3017亿元。体彩的销量达到6927亿元,公益金提取2001亿元。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养老事业、残疾人事业、困难群体救助。
公益金发行中,中央和地方的留存比例,目前是1∶1。省级留成比例较大,县级比较少。当然还存在转移支付,比例大概在40%左右。民政部和体育总局的本级留存里,用于公益慈善的,民政部大概在9%,体育总局4%。
《关于社会福利基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中约定了一个数字,全年资助总量控制在本级留成10%以内,非常保守的数据。2013年,民政部相关部门 草拟了《关于推动福彩公益金购买服务工作的思路和安排》,提出了参考数据,全面资助总量不低于10%。这个办法出来后,希望改变目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的现状。
慈善能从拿到的钱包括:彩民的捐赠、中奖的弃奖、发行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做的公益项目。问题包括职责分工不清,分配苦乐不均,公益金使用没有细化,很多暗角。
王菲:体彩占发行份额比重与日俱增。全民健身是最好的社会公益。中央这部分公益金八成用作体育公益,地方现在基本上能做到六成。主要用作全 民健身活动,弥补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的经费不足、修建设施和体育扶贫工程的专项支出。北京街头那些健身设施,是用体彩公益金做的。有的地方体育公益金使用出 现了严重挪用的现象,如山东省,还有西部地区群众体育投入比较弱。
建议从五个方面对博彩提出具体制度改造。一、必须以法律规范,立法是业成熟的必然标志。二、重新组织改造机构。按种类确定 不同的销售公司,引入市场机制。三、强化的监管,要成立专门的监管委员会。四、给民间慈善提供公益金使用渠道。五、建立问题彩民救助机制。
王行最(中国扶贫基金会专职副会长):福彩和体彩剩下的钱很多,财政部要找花钱的渠道,但从事社会福利、慈善公益的机构又得不到钱。
2011和2012年,财政部和民政部两家联合,一年拿出2亿做了些招标尝试,对这么大的市场是杯水车薪。公益机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,找到关系可能拨一点。第一种方式规模比较小,第二种属不正常现象。
娄胜华(澳门社会治理研究学会理事长):行最想让扶贫从体彩或博彩里分一杯羹?既然体育都可以发,扶贫为什么不能直接发?
王行最:1990年代的时候国务院扶贫办就提过,但没批,现在扶贫办又在提,能不能批不知道。
陈海平:要发必须经过国务院的批准,最近十几年来,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都提了发行环保、西部,但都没批。有既得利益的问题,福彩、体彩已经把江山打下来了,不愿新的进来。批也很难,要到总理级别。
宋宗合:在中央公益金的分配中,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各自占了5%的份额,这样的分配比例并无参照依据。2013年民政部本级只有10亿左右,还要转移地方支付,可用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资金量很少。
陆宛苹(台湾海棠教育基金会执行长):台湾是1999年开始公益彩券。最重要的法条依据是《公益彩券发行条例》,开宗明义要促进社会公益。台湾的发行是政府用招投标方式做的,不是政府直接发行。
台湾的公益彩券回馈金多数是用在政府范围内。有几个重点,其中之一是政府国民年金、全民健康保险准备金和社会福利支出。
公益彩券盈余,指售出彩券券面总金额扣除应发奖金总额(最高75%),及发行彩券销管费用或为发行彩券而举办之活动费用(最高15%)后之余 额。盈余总额至少为售出彩券券面总金额10%,实际约为26%。为监理盈余分配及运用事宜,“财政部”设置“公益彩券监理委员会”,由政府、相关学者专家 及社会福利团体代表组成;其中政府代表不得超过1/2。
另外就是资讯要公开,运用要考核,像补助给地方后,如台北市,有三方要考核它,第一是市议会,第二是单位自己,还有民间组织的社会福利委员会。 好几层监管,定期公开资讯。地方政府分配公彩盈余时,会召开一些说明会,邀请民间组织去讨论哪些是法定要做的,哪些是创新,邀请民间组织来做。
2013年,台湾盈余总数大概是360亿新台币,几乎一半用在国民年金和国民健康保险,一半到地方政府。地方政府会再分配,有几个法定义务:社会救济、儿少老残的服务、推动地方的志愿服务、推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制度发展,很多都是在补充政府的资源。
最近我们讨论,如果推动社区发展,可不可以用这个钱?有委员认为,社区发展不在社会福利里头,有些认为社会福利最基层的服务地点就在社区。我们一直在讨论社会福利的定义。
几个案例,比如导盲犬是公彩给钱,还有给街头游民的沐浴车。都是比较新的通过公彩去实践的活动。还有食物银行、社会福利市集。我们也做一些微电影来宣传,让大家知道公彩真的是在做公益。
顾晓今(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):台湾的政府用什么方法和民间组织的服务相结合?
陆宛苹:有个词在中国大陆比较多用,叫“政府采购”,台湾不叫采购,可是政府要跟民间合作。政府会做很多说明会,定一些申请办法,大家来提案子。比如,提九百多个,可能只核准七百多,但不是政府自己做。台湾是小政府,不能增加公务人员。
顾良智(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):慈善很大比例是捐赠,金额很重要,但主要是慈善效果。还有一种方式是志愿工。
博企在管理上应鼓励员工参与社会慈善,也可以通过非牟利机构进行,比如负责任博彩(逸安社)、教育(澳博成立的中西创新学院,提供奖学金、文娱活动、员工福利)、医疗等、研究机构(澳门博彩研究学会)。
慈善也包括对社会负责的行为,企业社会责任也通过这个方法去改善。作为一个最大的行业,有几万员工及其家庭依赖博彩业,所以行业也要持续发展。
澳博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澳门本土博企,毛收入35%交博彩税,1.6%提供给基金会,1.4%给城市建设。由于历史原因,还要负责挖掘航道,其他博彩企业没有。
冯家超:在博彩行业里,人类社会有三种大的价值观:一是禁止论,认为博彩行为本身是邪恶的,政府禁止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第二是自由论,博彩是人的 自由行为,理性人做选择,自然会对自己负责。三是限制论,尊重博彩,但博彩会产生问题,所以要限制,比如,21岁以下的人不允许进入赌场等。
澳门的情况与两岸三地不一样,是私人机构营运博彩。澳门是相对自由地营运,但营运商的收入及盈利方向主要靠政策决定,不是靠政府自我约束。
澳门博彩营运商的投入,牵涉到公共政策层面越多,可能未来产生的问题会越大。要重新思考,在澳门模式下,怎么样处理公共政策、慈善与博彩之间的关系?
2007年,特区政府关注负责任博彩,我们就做了比较研究。主张禁止论的人觉得,负责任博彩是误导,得禁止。主张自由论的人觉得,参与者是理性的,政府管太多了。负责任博彩完全是主张限制论的公共政策的一个取向。
何厚铧特首在2009年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到“负责任”。2010年崔世安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说:将进入赌场娱乐场的工作者年龄提升到21岁,但对未满21岁而已在赌场工作人士给予三年过渡期。推动负责任博彩。
陈海平:中国内地“转型升级”的方向就是负责任。现在公益金基本没用到问题彩民身上来。从西安宝马案开始,应更多关注问题彩民,这两年本身出问题的比较少。
王菲:未来在人大制定法一定要把“责任博彩”、“公益博彩”作为立法的宗旨,这是最重要的,要整体贯彻到发行、管理和实施。
邓国胜(清华大学教授):博彩有合法性是因为公益。要良性互动,我认为在制度层面需要一个体制、五种机制的设计。
体制方面的设计。两岸四地的模式差别很大,香港主要是通过马会这个非牟利机构的制度安排,澳门主要是通过牟利性机构的制度安排,台湾跟大陆相对靠近,都是通过发行。
大陆现在的体制是1+2+N。理想制度设计模式是让博彩跟慈善真的形成良性互动。要把结构改成委员会统筹的模式,实现决策、执行和监督相分离的 组织结构。决策可由一个委员会来统筹,只决策,做顶层设计,决定博彩规模多大,边际效益才最高。执行方面,有独立的发行机构,独立的监管机构。
一是通过法律,强制博彩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公益慈善,控制发行费用。经费分配要有一定比例用于教育及问题彩民的预防救助。
三是要建立透明问责的机制。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公益,解决社会问题,但现在博彩收益主要是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。用这些钱的效果到底怎样?要建立资金使用效率问责机制。
四是建立激励责任博彩的机制。谁真有动力去做责任博彩?澳门是受益方,也没有太大动力去做,一定要建立激励机制,让大家愿意做。
五是建立公众参与机制。通过公众参与博彩的设计、实施、监督,才能真正达到博彩和慈善良性互动。
香港从英国殖民地过来,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政府站在监督的立场,垄断性的马会是社会企业,以严明的管理来保障社会政策的实现,利用它做公益。马会自己在分配方面定规则、作决策,也监管。
澳门的规则,政府定一部分,还有很大的部分由澳门博企自定。有的博企似乎还不错,但也有没定好的。澳门博彩政府有监管,但不是垄断性的。
在台湾,政府对发行和使用做全面管理,不过,全都不是政府一家垄断,发行要招投标,如何使用也很公开,NGO直接参与决定。
在大陆,无论发行还是分配,全部由政府一家垄断,发行也是政府办的事业单位一条线下来,政府定规则,做运作,再加管控,一整套体系。
关键问题是,谁来定规则,谁来做执行,谁来管监督?这三种权力要不要分开,要不要制衡?要不要社会参与制衡?从现状看,起码大陆在监督上的问题很不小,公益金的信息透明度低,没有社会的代表例如NGO参与监督。
杨钟仁(英特尔;中国;首席责任官):博彩公益事业中,教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,希望工程2.0版可以教下一代慈善理念。
杨团:公民慈善教育跟公益怎么才能接起来?只有公益金使用分配得当、透明公开,让公民看到和自己的利益有密切联系,相关的公民教育才能 进行下去。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和机制,公民的公益教育没法做,让公民树立买为公益的理念是不可能的。当前内地在公益金的体制上面临重大改革, 希望五年内会有比较大的变化。博彩这个行业,如果监督做不好,所有的期望都是空的。民间组织哪怕慢一步参与公益金的使用和分配也可理解,但必须先从公开透 明和监督做起。期望改革能从这里开始。
本网站所刊登的新闻、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,未经协议授权,不得使用或转载